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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文| 彭富春
将思想看作批判并非是一个新异的口号，而是一个古老的说法。任何一个熟悉哲学历史的人都可以列举一串人名，这些人都可以归属在批判思想的名义之下。但是批判包括了很多形态，因此它本身需要接受批判，也就是进行区分。事实上，一般意义的批判只是有原则的批判，而不是无原则的批判。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原则对于批判的规定。对于人们来说，原则是一个非常熟知的语词。它一般指已经预先给予的指导方针。作为如此，它在根本上规定了人们的生存、思想和言说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，一些人是无原则的，一些人是有原则的，甚至一些人是原则性非常强的。但在哲学语言的运用中，原则是指最根本的存在，亦即本体。但原则不仅具有这样的名字，而且还拥有其它一系列名字，如始基、开端、基础、原因等。在中国和西方，原则还有一些具体的名字，如中国的道、理，西方的上帝、理性等。它们其实都是原则的各种变式。那么一种有原则的批判是如何从原则出发去批判的呢？所谓批判一般是批判者对于被批判者的批判，也就是思想者对于所思考之物的思考。有原则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，一是从批判者出发，亦即从我出发；二是从被批判者出发，亦即从物出发。如果从我出发的话，那么原则就是我的立场，如人们所说的某种政治立场或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等。如果从物出发的话，那么原则就是物的基础、原因、目的，是对于“为什么”这一问题的回答。如果没有揭示出我的立场和物的依据的话，那么一般的批判就会被认为没有切中事物的根本。但立场和根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立场就是人所站立的地点。它并非无关于思想，相反在根本上制约了思想。这个特别的地点给予人们一个特定的视角或视点。此视角拥有其相关的视野，如所谓视野的开阔和狭小。更重要的是，视角还会决定了人们的看在何种程度上是盲目、意见或者是洞见。立场不仅规定了人们如何去看，而且规定了什么能被看到。这是因为视阈或者是地平线只是相应于视角而敞开自身，同时万事万物也都只是立于地平线之中才向人显现。最惯常的立场是日常的态度。当人们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，首先和大多是从日常的态度出发的。日常的态度会以种种形态表现出来。一种典型的面具就是“我”。“我”总是说“我以为”、“我认为”并陈述“我的想法”、“我的意见”等。另一个典型的面具是“人们”。人们是大家、大众。他们的观点是大多数的、乃至是普遍性的。其实，“我”和“人们”的态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，而是可以相互置换的。这是因为“我”是日常态度的单数，“人们”是日常态度的复数。甚至可以说，所谓的“我”并不存在，只不过是“人们”的特殊变式。在一定程度上，“人们”的态度支配了“我”的态度，正如所谓的人云亦云。日常态度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。它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经验，除了个人的私人性的经历之外，就是家庭、学校和社会公众性的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。但在漫长的时间岁月里，公众性的经验逐渐转换成私人性的经验。这种日常态度往往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网络。它无形中束缚了人们，迫使人不自觉地接受和采用它。日常态度具有直接性、惯常性等特征，似乎是一种天性、习惯。它在思考活动中没有受到任何怀疑，因此是没有经过任何反思的。当日常态度无视事物本身的时候，它往往构成了人们理解事物的一种坏的成见和偏见。这在于它具有固执的意愿，它只愿看到自己所愿看到的，而看不到自己所不愿看不到的；同时它只具有弱小的能力，它只能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，而看不到自己所不能看到的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日常态度遮蔽了对于事物本身的思考。与日常态度不同，理论态度是超出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的。如果说日常的态度较为粗鄙的话，那么理论的态度则是精致的，它甚至以文本的形态，如经书和经典表现出来。在一切理论当中，哲学无疑占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，因为它是关于思想的思想，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，也就是给人们提供思想的视角和方式的。凭借这种优势，各种哲学便宣称自己是真理、教条、权威。它们成为了人们理论态度的基础。中国人的理论态度基本是由传统思想的儒道禅所铸造的，其中当然儒家的思想是主导性的。中国人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就是儒家的态度，也就是依据“天地良心”所给予的尺度。但自近代以来，西方的思想也开始引入中国。它们是与儒家思想不同的思想：古希腊的、基督教的、理性的和非理性的。虽然伴随着古今之争也有所谓的中西之争，正如人们所说的，中国是非形而上学的态度，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态度，但中西思想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人们基本的理论态度。
中西理论由于其典范性往往成为了人们思想的基础。与日常态度相比，理论态度是经过反思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的态度具有超出自然态度的优越性，能够通达事物本身。如果理论态度完全脱离了事物本身的话，那么它就会阻碍了对于事物本身的思考。这是因为理论作为思想是只是存在的思想，它来源于存在并回归于存在。因此不是从理论出发去思考事物，而是从事物出发去建立理论。当人们以某种理论作为既定的立场去思考并设定事物的时候，事物就会在理论的视野中变形、扭曲，而失去自身的本性。如果说立场是从思想者的方面来说的话，那么根据则是从被思考物的方面来说的。根据性思维似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广义的立场性思维。但比起立场性思维来说，根据性思维更加隐蔽。当一般的立场被取消之后，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的意图仍然会支配思想自身。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力图为事物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。作为事物的基础，根据是一个事物作为一个事物去存在的原因。这就是说，当事物有根据的时候，事物才是必然存在的；当事物没有根据的时候，事物就不是必然存在的。万事万物都有其根据，无物没有其根据。虽然根据有许多，但最根本的根据只有几种，如中国的根据有自然、天道等，西方的根据有理性、上帝、自我、存在等。
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，著有系列学术专著“国学五书”(《论国学》、《论老子》、《论孔子》、《论慧能》、《论儒道禅》，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）。本文选自《论大道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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